1959年9月30日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落成后的首次国宴。此时距离大会堂竣工还不到一个月。由于仓促之间来不及选拔和培训人员，因此这次国宴的厨师以及服务员都是从北京的各大饭庄临时抽调的。
这二百多名服务员和厨师都是当时京城餐饮服务业的佼佼者，经过短暂的培训后，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国宴任务。
然而自此以后，人民大会堂招聘服务员时，再也没招过北京本地人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后来，局领导透露：不用北京人，完全是忍痛割爱。
红色岁月的工程奇迹
人民大会堂兴建于1958年。
这年九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党中央决定要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，在北京建成“十大建筑”，包括北京火车站、钓鱼台国宾馆、工人体育场、人民大会堂等等。
其中人民大会堂必须要赶在59年国庆之前落成，以便在十一这一天宴请各国来宾。
接到任务后，北京市委立刻开始了筹备工作。58年9月7日，国内30余位建筑设计师先后收到加急文件，要求他们迅速赶到北京。
原本在全国各地的梁思成、张开济、吴良镛等三十余人立即动身。到京后才得知，他们要设计的正是人民大会堂。
人民大会堂是一座功能性建筑，最主要的功能有三项：容纳万人的宴会厅、容纳万人的大礼堂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。此外它也具有象征意义，因此外观必须恢弘大气。
大会堂选址位于北京市内，天安门广场西侧。这里原本坐落着很多民房和其他建筑。六十多年前，这里虽然不像现在这样寸土寸金，但空间也是蛮紧张的。
因此北京市委要求设计师们在7万平方米的空间内完成设计。
但我们都知道，如今的人民大会堂，总面积是17万平方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原来，当时为了集思广益，不同领域的专家们通力合作，最终提交了3个不同的方案。
其中两个都是严格按照7万平方米的要求设计的，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却大胆提交了一个17万平方米的设计方案。
三个方案提交给周总理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审视与考量，周恩来与万里询问了建筑家梁思成的看法，梁思成直言不讳，认为前两个方案都不好。
“整个建筑显得不够高大宏伟，尺度比例不好，令人感觉是小人放大。”鉴于此，周总理最终拍板，决定采用17万平米的方案。
当时还是助理设计师的马国馨后来评价道，“事后来看，这个决定很英明，很有远见，正因为选用了这个方案，大会堂才能在落成后的这么多年里，满足不同的需求变化，适应了国家的快速发展。”
确定好基本方案后，拆迁工作和刨槽图绘制工作同时进行。时任结构设计组负责人李国胜回忆，当时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大礼堂，因此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。
10月28日，施工正式开始。全国各地的熟练建筑工人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西侧，干得热火朝天。
为了尽快赶工，当时整个建造团队采取“三边”的方式，即边勘察、边设计、边施工。用马国馨的话说，“你得考虑得非常细致，设计要充分留有余地。”
例如建造大会堂所需的石料来源，直到施工开始后都还没有决定。
一次有人送来了石样，赵鹏飞喜出望外，冒雪进山采石，却发现这些石料并不适合用在大会堂这样的建筑上。
边制图边施工的过程中，各种原来没想到的情况不断出现，不断有建筑工作者提出改进意见。
12月6日的一次讨论会上，大家认为按目前的方案，中部不够突出，柱廊太多，大礼堂内部过高，整个建筑体积虽大但使用面积不大。
经过讨论大家很快做出了调整，决定在上层中央厅的前边，把原本的空廊改成有100个座位的小礼堂。在大礼堂两侧，增辟8个会议室，取消了西南的南北两段空廊和圆柱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周总理对设计工作也提出了很多建议。周总理虽然不是建筑家，但他站在建成后实际使用的角度，往往能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。
例如宴会厅的设计，一开始的方案中，地面是两边低中间高的，体现出有主宾有次宾的感觉。
周总理不同意这种做法，指出没有必要营造这种主次之别，反而应该让每个来参加的人感受到平等。
在大礼堂的设计中也同样如此。一开始，由于大礼堂内部高度达32米，不少设计师指出，这样会使人进来之后产生自我渺小的感觉。
但由于后面有两层挑台，降低高度的话挑台下的人又会觉得压抑。总理得知后对沈勃道：“墙面和顶棚相交处，不要用折角，可做成水天一色，看看效果如何？”
所谓的“水天一色”，就是说把墙壁和天花板的过渡做成圆角。
设计组在周总理的启发下，进一步提出“大礼堂天花板向台口倾斜，与舞台做成‘水天一色’”，完美地解决了顶棚太高的问题。
见大家因为工期太紧，心情都比较紧张，周总理又提出“一年完成，五年维修”的方针，让大家在分清主次的情况下，不必把所有工作都在工期内完成。
就这样，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人民大会堂已然拔地而起。1959年9月9日，毛泽东主席将这座建筑正式命名为“人民大会堂”。9月10日，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。
紧跟浪潮，对外开放
落成后，人民大会堂很快成为国家机关召开会议以及日常办公的重要场所。但出于种种考虑，建成后很多年里，大会堂并未向普通游客开放。
如今，人民大会堂是向普通游客开放的，大礼堂以及各省厅甚至可以租借。这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？
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一位高级领导人提议：“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场所，其地位在全党、全国人民心中极为重要，但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，人民大会堂应该可以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，向各界群众开放。”
1979年1月27日晚，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。1980年3月10日，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护栏被撤掉。
这年7月5日，大会堂的万人礼堂和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，游客可以参观、游览、拍照。
开放仅一年，大会堂就接待国内游客1亿1千多万人次，华侨港澳同胞101.5万人次，海外游客47.7万人次。
1984年，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民大会堂开始实行部分企业化管理，领导定下目标——力争5年内实现自给自足，减轻国家负担。
从此大会堂不仅可以参观游览，还为游客提供餐食，部分厅堂也开始对外租借。
1991年，随着营业收入额达到2亿人民币，人民大会堂的公司化程度又加深一步，成立了“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”。服务中心服务组的编制有三百多人，每四年轮换一次。
人民大会堂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重要场所，在这里工作的服务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的，标准非常高。
首先要相貌端正，男子身高在1米75到1米80之间，女子身高在1米65到1米70之间。
当然还要经过严格的政审。通过选拔的人来到大会堂之后，还要经过一番培训才能上岗。
据侯桂珍回忆，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培训，第一项就是叠餐布，有荷叶型、孔雀开屏型等多种叠法；第二项内容是托砖头，一块报纸包好的砖头放在传菜的托盘里，新人服务员要托着它练站姿、练走线。此外还要练习表情管理、服务态度、突发情况的处置等等……可以说技术难度比一般的五星级酒店还要高。
这一番培训下来虽然很辛苦，但能成为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名服务员还是令这些年轻人感到很荣幸。
据一名四川籍的服务员回忆，她当初报考的时候，当地跟她一起应征的有700多人，最终只录取了4男1女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服务员经过培训后，一般会分配到对应的省厅服务，因此人民大会堂几乎有来自全国每个省区的服务员。
只有一个地方除外，那就是北京，大会堂从来不在北京本地选拔服务员。
其中原因其实也不复杂，主要有两点：
一是为了稳定军心。如果服务员中有北京人，那么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北京人就可以回家跟亲人团聚，这难免会影响其他服务员的情绪；
二是出于保密需要。如果服务员里有北京人的话，那他们就可以经常回家，回家就会跟亲朋好友聊天，时间一长，难免会泄露一些内部信息，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去，就可能造成麻烦。
光荣而辛苦，令外媒赞叹的服务员
在大会堂这样的地方做服务员虽然很光荣，但也是很辛苦的。与其他地方的服务员一样，他们也需要每天长时间站立和行走，随时关注来宾的需求。
其中最辛苦的，莫过于大会堂落成后的第一批服务员，因为他们要对刚刚建好的整栋建筑进行里里外外的大扫除。
当时的大会堂里还没有任何桌椅、地毯、沙发，这些都需要他们去布置。
据张善兰回忆，当时大会堂里还没有电梯，所有二楼所需的物件都靠人力背上去扛上去，男员工背桌子、沙发，她们扛地毯和椅子。
整个大会堂上下这类物件有3万件左右。
此外还有上上下下每个角落的卫生工作，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当时还没有吸尘器之类的设备，全靠一点点的扫和擦。
尤其是高达17米的落地玻璃窗，当时也是这帮服务员擦的。
据张善兰说，当时她们接受的是军事化管理，每天早上是列着队来的。
而八十年代以后，虽然工作设施有所改善，但由于大会堂的场地可以租借，因此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充实了。
主宴会厅最多可以容纳1万人，但500人的宴会也可以在这儿举行，而这时就需要服务员们在开宴前搬桌子摆椅子，以适应不同规模宴会的需要。
一名接受采访的大会堂服务员向记者表示，他们也有企业文化，他们的口号很简单，就是四个字“万无一失”。
这种万无一失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的。例如在两会期间，服务员一般会被分派到会堂各处，以便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。
当一名记者询问卫生间在哪时，服务员会立即停步，面带微笑，用标准的礼仪姿态进行说明，几个简单的动作，却要表现出热情、亲和、周到。
如果遇到有上了年纪，行动不便的代表，服务员也会在第一时间上前提供帮助。
不久前的二十大开幕前，主席台上女服务员整齐划一的倒茶水动作吸引了记者们的注意。
负责主席台片区倒茶水的女服务员身着红色工装，梳着统一的发式，手提淡蓝色热水壶。
每一排都有一位女服务员专门负责，举手投足之间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的整齐划一。
记者了解到，像这样高规格的会议，台上台下物品的摆放都有着非常细致严格的标准。
比如在会议开始前，桌子上的便签、铅笔、杯垫、杯子以及椅子、椅背，横、竖看都必须在一条直线上，摆放过程中会用细绳来衡量是否达标。
如此训练有素的表现令很多外媒记者发出赞叹，称她们为大会堂的“女服务员仪仗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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